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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哥哥史铁生

发布日期:2015-03-13 文章来源:蒙古族文化网 点击量:798

我和哥哥史铁生


我和哥哥史铁生
文/史岚
我抬头仰望天空,天空是一面大大的玻璃,大得没有边际。玻璃后面好像另一个世界,有些人靠近玻璃在向下观望,就像坐观光电梯,靠里面一点人来人往。人们一律穿着黑衣,大多表情凝重,也有的好像行色匆匆。
我不记得我哭喊了些什么,总之我是冲着玻璃拼命的哭喊了。他——我哥哥,不知怎么从里面走出来了,一下就到了我的跟前,就像小时候,我上幼儿园的时候一样,他咯吱我、捏我,跟我说:“你别哭,以后要是想我了,就到这儿来找我,到这儿就能看见我。”
我醒了,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么清晰的梦,梦里的情景都清楚极了,身上甚至有刚刚被他捏过的感觉。是啊,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真想他。但愿能常常到玻璃下面去看看他,等到我也离开的时候,就应该能在玻璃里面重逢了。
我们兄妹年龄相差十二岁多,按照属相应该算是十三岁。没生我之前,他过了十几年的独生子生活,这在那个年代是很少见的。因为我们家人都是早长,所以在我刚开始的记忆中他就已经是个大人了。初中快念完了,因为“文革”,很逍遥。有时妈妈忙,他就去幼儿园接我。我们住在北京林业学院的宿舍,那时候操场经常演电影,他想看,我也吵着要看,他只好一只手拿折叠椅一只手抱着我去操场,因为我那时太小,电影看不太懂,经常看到一半就闹着回家,他只好无奈地抱我回家。为此很多年以后他还经常提起,说我耽误了他多少好电影。
还记得他插队走的那天,我和妈妈去学校送他,我那时五岁多,看到满街的大红标语,学校里锣鼓喧天、彩旗飘舞,还很兴奋,根本没注意到妈妈眼里含着的泪水。他和同学们一起走了,我和妈妈回到家,这时我才猛然看到妈妈已经是泪流满面了,我也意识到要有好长一段时间见不到他了,于是赶紧跟着妈妈一起哭。之后过了不久,我们也要下放去云南了,妈妈写信给他,他从陕北回来和我们一起去云南。记得我们在昆明玩了几天,他就要返回陕北,我当时一点都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只是好奇他下次探亲是回北京看奶奶还是来云南看我们。
云南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尤其是丽江。以至于每当提起云南我都会很向往。可能是因为在那里度过的两年是我一生中比较快乐的时光。尽管也会担心父母经常开会是在批斗谁,但是大部分时间是和伙伴们在山清水秀的大自然里疯玩儿。可惜这种快乐并不长,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放学回来,看见妈妈哭了,我当时没敢问,晚上妈妈告诉我哥哥病了,我们可能要回北京,我不知道后果会有多严重,但是回北京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诱惑。最终爸爸决定带我从丽江坐飞机到昆明,然后坐火车回北京,这样可以省去三天丽江到昆明的汽车颠簸。我满是兴奋,头也不回地上了飞机。
回到家见了奶奶,还有铁桥哥哥,他当时也在。奶奶说我们一路辛苦会上火,要吃三天素才能吃肉。我狼吞虎咽地吃着奶奶做的米饭冬瓜汤,奶奶在一旁看的有点伤心,跟过来看我的邻居们说:这孩子又黑又瘦像个小叫花子。可我当时只是高兴,好奇北京的米饭为什么是白的,我们丽江的米饭是红的。北京的茄子是圆的,我们丽江的是长的。北京还可以有肉吃。可见丽江两年的野孩子生活已经让我忘了原来的北京了。
好像没过几天哥哥从陕北回来了,我清楚地记得他走路一只手扶着墙,走的有点慢,但样子是高兴的,见到我们和邻居有说有笑。对于八岁的我来说,以为一切都快好了。可我不知道病有可能治不好,灾难也会一个接一个地来。
爸爸一边带着哥哥到处看病,一边给我联系学校,由于我在丽江的学习不正规,户口又没落实,学校领导没有马上答应要我。爸爸只好提起哥哥,因为哥哥是这个学校毕业的特别优秀的学生,这么多年了学校的老师们都没忘了他。可能是校领导和老师们觉得既然是他的妹妹,应该不会太差吧,于是我就插班上了二年级。不久我迅速地赶上了落下的功课,还常常受表扬,心里踏实了许多,只是每天盼着放学能听到好消息,听到哥哥的病不严重,肯定能治好的消息。可是我慢慢发现爸爸越来越沉默,有什么事只写信跟妈妈说。哥哥的情绪越来越差,病情也不见好转。我开始担心了,好像每天都悬着一颗心,老觉得要有什么不幸发生。
不久,哥哥走路越来越费劲了,他动不动就发脾气。看见他把鸡蛋羹一下扔向屋顶,把床单撕成一条一条,我吓得已经不会哭了。只是大气不出地看着,盼着这一天赶紧过去。可是又怕明天还会发生什么。我亲眼看见他把一整瓶药一口吞下,然后疼的在床上打滚,看见他一把摸向电源,全院电灯瞬间熄灭。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恐惧和绝望。这种日子经常发生。但也有时候哥哥的情绪会变得很好,也许是暂时忘了病,他会高兴地和我玩儿,使劲地捏我、咯吱我,讲鬼故事吓我。我们俩一起在床上打滚,我夸张地叫唤。只有这时候,爸爸和奶奶才会露出笑脸。不久,他住进了友谊医院。
妈妈终于能回京探亲了,那时候还是“文革”时期,她的单位归军宣队领导,他们一直不放她回京。我后来听妈妈的同事金姨和刘叔叔说,那时候妈妈一个人在那么远的地方,心里着急又没有办法,经常一个人哭。有时候她不见了,他们就漫山遍野地找,最后总能在某处草丛中或老树下听见她嚎啕的声音。直到我也当了母亲,才真真正正地理解了她的痛。
妈妈回来以后几乎每天往返于医院和家之间。周末我就和她一起去医院看哥哥,每次去都能看见他的好多同学,他们都特有本事,医院两张探视卡已经被我们领了,但他们总能进来,而且人越来越多,多亏有他们。我和妈妈后来也发现了一条能够躲避门卫直接进入病房的地下通道,我们经常在昏暗的通道里走着走着,就会看见一只小老鼠从我们脚下窜过,妈妈说那是医院做实验用的。
哥哥第一次住进友谊医院一住就是一年多,他和医生护士们都成了好朋友,我经常看见医院的走廊里挂着漂亮的黑板报,他们说那是哥哥写的,有时候又会拿来一本油印的医书,那也是他为了医生们的业务需要,坐在病床上一笔一划刻的蜡版印成的。医生护士每次见我们都夸他,也会惋惜命运对他的不公。我清楚地记得他是扶着墙走进了医院,一年多后是朋友们背着、抬着他回到了家。
回家后他改变了许多,一定是这一年多我们所不能体会的医院生活改变了他,虽然有时会发脾气,有时又会沉默不语,但大多数时候是好好的,和我们聊天、说笑。那时候不像现在,商店里有各种各样的轮椅。他出院后的第一辆轮椅,是爸爸和邻居朱二哥一起设计、找材料、再拿着各种零件找地方焊接,最后自己安装而成的。轮椅上可以搭一块小木板,变成简易小桌,样式独特,绝无仅有。有了它,哥哥就可以从那不足十平米的小屋里出来,在院子里自由活动。我们还会经常打打羽毛球,或者比赛拉力器,羽毛球我偶尔会赢,因为他坐在轮椅上,但拉力器我总是输的很惨。他的第一辆手摇的三轮轮椅,是他的同学们凑钱买了送给他的,他摇着它去过好多地方,也去了天坛。
在这期间他看了好多书,还自学了英语,后来又到街道工厂去干活。我去过他工作的街道小工厂,他管它叫小作坊。是几间低矮的小平房,十几个大爷大妈每天在这里往一些旧家具上画山水画仕女,仕女的脸美不美关键要看哥哥怎么画,他负责画脸,用他们的行话叫开眉眼。有时候,他摇着轮椅从工厂下班回来,会神秘的冲我伸过来一个拳头:猜,是什么。然后还没等我回答就张开手,是五块钱,是他领到工资给我的零花钱。
那时候,每到周末,他的小屋里就会挤满了他的同学,他们聊天、唱歌、争论、热闹极了。这时候我总是坐在一边听着,觉得他们真了不起,崇拜他们怎么什么都知道。我还经常翻看他的书,他那里老有好多书,是他的同学朋友们带来的。有的书我看的痴迷,有的似懂非懂,他鼓励我:不懂没关系,慢慢就懂了。现在想来,他们的言谈、他们的书一定给了我潜移默化的影响。后来我发现他在一大本一大本地写东西,他不说,开始也不让我看,但我知道他开始写作了,而且相信他一定能写成。我以为这两年提心吊胆、总怕再出什么事的日子就快过去了。
妈妈的假期一拖再拖,终于不得不回云南了,爸爸也在林业学院的留守处上班。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暑假。我和奶奶坐在院子里择菜,奶奶忽然说头晕,紧接着,胖胖的身体往下倒去,我刚想拉住她,她已经倒在地上,不醒人事了。爸爸和邻居们七手八脚把她弄到哥哥的轮椅上推去医院,邻居们又帮忙给四川的大爷和西安的五叔发去电报,我和哥哥在家里等消息。很晚的时候,爸爸从医院带来了噩耗,奶奶走了。所幸的是,她走的很安详,不拖拉,没遭罪,就像她一直希望的。
奶奶走后,妈妈马上请事假回来,不能没有人料理这个家。可能是因为我那时候毕竟还小,不能完全体会到妈妈爸爸哥哥他们三个人心里真正的苦闷,只是每天放学回家,看见家里平平安安就知足了。
那些年文化和娱乐活动很少,所以看电影成了人们期盼的事,交道口电影院离我家不远,有时,我会花几毛钱买两张电影票,然后他摇着轮椅,我在旁边跟着。电影院门口是高高的台阶,我找工作人员把旁门打开,他把轮椅停在角落里,就坐在轮椅上看,看完我们一路聊着电影的内容回家。这一段时间,我和哥哥经常交流,他心平气和地给我讲好多事,我觉得他说的都对。有一阵儿,他尝试着给一个工艺美术厂画彩蛋,我负责把鸭蛋抽成空壳,一开始总也弄不好,后来我发现先注射进去一点清水,然后使劲摇,把蛋黄和蛋清摇散,很快一个完整的鸭蛋壳就弄好了,他夸我弄的不错。后来,妈妈为了让他开阔眼界,买了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我们俩一起兴奋地跟着电视学英语,看动物世界。他最爱看体育节目,我也不懂装懂地跟着看,有时候遇到激烈的比赛,他会看得很紧张,我们一起跟着比赛着急,会为比赛结果高兴,也会为比赛结果惋惜。不爱运动的我至今爱看体育节目就是受了他的影响。
记得那时候只要我在家,帮他上下轮椅肯定是我的事,他说我是弄的最好的。妈妈常常看着我们俩说:你以后就当哥哥的腿吧。是的,那时只要他一声喊,我就会以最快的速度跑过去帮他。十来岁的我没有好好想将来,只求别再出事。
可是老天爷并没有饶过我们,我后来才慢慢体会到了妈妈心里在承受着怎样的痛苦。哥哥的病虽然暂时平稳,但终身残疾是肯定的了。作为母亲,她要时时担忧儿子的将来,担忧他的生活和幸福。妈妈是请事假回来的,云南的单位早就停发了工资,而且一直在催她回去,可是家里又确实离不开她,她当时的心里是承受着怎样的煎熬啊!本来就体弱多病的她身体每况愈下,终于有一天承受不住了。一九七七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她突然开始大口的吐血,又是爸爸和邻居把她弄到哥哥的轮椅上送去医院,她由于肝硬化引起的大出血住进了重症病房。我去看她,她让我别害怕,照顾好哥哥,她做个手术就好了。手术做完了,她一直昏迷,我和爸爸轮流值班,爸爸值夜班,我值白班。哥哥的好几个同学都过来帮忙,有的找大夫,有的找药。大家想尽一切办法,可是情况越来越糟。不到十四岁的我,守在妈妈身边,看着她艰难地呼吸着,我感到那么的无助。当她在昏迷中痛苦地呻吟、大声地叫喊的时候,我吓得浑身发抖,躲到隔壁卫生间里打开水龙头,让流水的声音来压过妈妈痛苦的叫声。终于妈妈熬不住了,在昏迷了一周之后,扔下我们走了。哥哥的好朋友燕琨大哥背着哥哥去见了妈妈最后一面。
我居然没有哭,我不知道怎么办,哭不出来,整个人都傻了。隐约觉得这个家这回真是天塌了。送走妈妈之后好久,我不知道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只是机械的做着该做的事。如果能够就这样慢慢忘记痛苦该多好!可是我没料到痛苦会慢慢地又是这么强烈地向我们三个人压过来,让我们好几年都缓不过气来。
我不知道怎样描述我们三人当时的境况,我们表面上还像往常一样,每人都忙着各自的事。哥哥仍然到街道工厂去干活,业余时间仍在写作。爸爸每天去上班,回来料理家务。我上中学。学校离家很近,中午放学回家,邻居朱大姐一家已经帮助哥哥进了门,我要么热一热爸爸早晨做好的饭,要么就和哥哥一起鼓捣点吃的,然后再去学校。我们就这样一天天地过着看似平静的日子,但我知道,我们的心里都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对妈妈越来越强烈的思念,就像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把我们的心撕扯得支离破碎。
哥哥那么年轻就废了双腿,未来是一片迷茫,偏偏他又是从小就优秀就要强,妈妈在的时候经常说的就是:你哪里哪里不如哥哥,哥哥哪里哪里比你强。是啊,直到我也做了母亲,才真正体会到妈妈面对这样一个残疾的儿子,心里的痛苦是别人无法体会的。就像哥哥在文章里说的,上帝看妈妈实在熬不住了,就招她回去了。妈妈在天堂一定是个幸福的妈妈。
妈妈走后不久,我们搬离了前永康的小院,住进了雍和宫大街26号的两间平房。在这里,哥哥的作品开始发表了。那时候家里经常会来好多人,有他的同学,恢复高考后,他们大多考上了大学,还有文学圈里的作家、编辑,他们经常把他的小屋挤得满满的。他们谈文学、谈时事、谈大学里的所见所闻,也谈对将来的想象。每到这时,我总是一言不发的听着,心里满是好奇和羡慕。如果他们呆的太晚了,我就去给他们煮上一大锅面条。这段时间,家里总会有好多的文学书籍和期刊杂志,我拼命的看,爱看极了,心里对文学充满了敬畏。也是在这段时间,哥哥的同学孙立哲因为受到“四人帮”牵连,也因为身体突发急病,使他身心倍受打击,不愿意自己在家,索性搬到我们家,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多,像一家人一样。
记得那时候我每天放学回家,爸爸一般还没回来,立哲哥哥已经在做饭了,我赶紧帮忙,他特会指使我,我忙来忙去的跟着他转,最后饭还是算他做的。不过他也挺有本事,有时候不知从哪弄来一条鱼,过几天又弄来一只鸭,基本上是哥哥凭着想象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然后我和立哲哥哥动手,不管味道如何,我们都吃的香极了。也有的时候,他们两都情绪不高,躺在床上长吁短叹,后来我越发理解了他们当时的无奈。周围的同龄人都上大学了、工作了,可他俩还身患疾病,前途迷茫。心里的纠结可想而知。但是尽管这样,他们都没放弃自己想要做的事儿,哥哥一直写着他想写的,立哲哥哥一边在火炉上熬着药,一边趴在床上看着厚厚的医书,准备着他的研究生考试。
就在大家都在各自努力着的时侯,我发现我的情况有点不对。不知是怎么回事,心里发慌。我当时上初中二年级,从小学到初中我的学习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的,这也曾经是我和家人的骄傲。可是我发现我当时在课堂上看着老师讲课,不知道讲的是什么,无论怎么强迫自己集中精神听课,精神也是游离的。更严重的是我原来记得烂熟的单词、公式竟然想不起来了,面对成绩的下滑和老师的指责,我全然不知道该怎么办,又不敢和家里人说,只得承认是我太笨了,能力不够。我常常欲哭无泪,每时每刻都会感到孤独和无助,心里的悲伤和恐惧就像一个巨大的网把我紧紧的缠绕着。有时候放学回家,看到院门口停着一辆救护车,我会一下两腿发软,勉强走到家,知道不是我们家又出事了,才慢慢放下心。有时候回到家,发现他们都不在,又会忽然泪流满面,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有时候想哭、哭不出来,有时候又会哭得死去活来,把自己哭累。从那时起,我开始想到死,觉得死一定是幸福的。一个人在家,常常望着四面的墙发呆,如果就这么死了,一切痛苦就都没了,可还是没有勇气。后来我常想,一个人能自杀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我仍然上学,仍然做着功课,仍然做着高考的准备,因为爸爸和哥哥还对我抱着希望,但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我彻底完了,上大学是根本不可能了。我根本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我做的功课是什么。果然,唯一的一次高考让所有的人都失望了。爸爸和我商量补习的事,我拒绝了。我知道不是补习的问题。
接下来是一段极其艰难痛苦的日子,我成为了所谓的待业青年。整天待在家里,断绝了和大多数同学的来往,每天做两顿饭,之后便是忍受,忍受没人交流的孤独,忍受感觉不到温暖的痛苦、忍受对前途迷茫的恐惧。
所有的这些我都不能也不愿和爸爸、哥哥说,因为我知道,妈妈走后,他们心里的痛一定比我多,他们的难处也一定比我多。当时我们三人就是这么过着日子,谁都不提起痛苦的话题,每个人都把痛苦藏在心里,默默地忍受着。那时候我们的交流都是有选择的,都在躲避着什么。我知道他们两人都为我发愁,虽然对我感到失望,但又不好埋怨我。我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熬着日子,不知道哪天是头。多年后我回想起来,我最好的几年青春时光竟然是这么过来的!直到现在,我仍然经常做的一个梦就是,我要考试了,马上要考大学了,可我还有好多功课不会呢,怎么办?直到把自己急醒。这个梦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做一次,一直坚持这么做着,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有永恒的梦。
没能上学,是我心里永远的痛。它给了我深深的自卑感,因此我和好几个要好的同学都断了联系,我知道他们考上大学了,我想我们不再是一样的人了,虽然偶尔也会想念他们,但我坚决地拒绝和逃避聚会和联系的机会。直到二○一一年夏天,因为看一个纪念哥哥的话剧,三十年不见的老同学又见面了。聚会上,有同学还时不时提起我在他们眼里一直是个好学生,他们每次聚会都会说起我,只是不知我在哪里。我心里的滋味真是很难形容。
我当年在家待了一阵之后,所有人都觉得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于是,我去爸爸的单位当了一名工人。那是一个又小又破的眼镜厂,爸爸因为要留在北京陪哥哥治病,所以委屈地调入这个从没有大学生工作过的工厂,而这个工厂也在我今后的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号的下午一直到三十一号凌晨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总会时不时地在我脑海里出现。每当那一幕出现,我都会尽量用别的事情岔开,因为不敢去想,也不忍去想,但我知道它将会是我永远的记忆。
三十号下午,因为阿姨不在,我要去医院接哥哥回家。准备出发的时候,收到了他的短信,让我买几个包子过去,他透析时吃。那天出奇地冷,风一下就能把人吹透,直吹到骨头里。透析室里,他没精打采地躺在床上。时间还早,我拿出包子,他不想吃,没有一点胃口。我们就聊天,他让我坐在他床边。我们瞎聊,聊我;聊我儿子小水;聊家里的琐事。他告诉我,最近他一直在吃血燕,效果不错。年初的时候他因为严重的肺炎住院,虽然好了,但时常咳嗽。自从吃了血燕,明显好转了。还嘱咐我:“小水爱咳嗽,你买点儿,让他吃,你也吃,没坏处,好像还美容呢。别舍不得花钱,只要对身体有好处就值,”我们就这么东扯西扯的聊着。他觉得有点头疼,我说今天特冷,是不是又感冒了。就给他捏捏头,揉揉肩,我们继续聊。想想有好久我们哥俩没有这么踏实地聊天了。
离规定的透析时间还有几分钟的时候,他有点受不了了,只好提前结束回家。一路上我和司机搭话,他不吭声。我心里打鼓,知道又是哪儿不对了,是感冒还是什么,恐怕又要难受几天。刚到家就发现情况不好,希米还没回来。我问哥哥,是不是应该去医院。他当时还非常清醒,让我叫了120,还嘱咐我如果他会神智不清,我应该怎么和大夫说。
傍晚的北京除了堵车还是堵车,救护车慢得让人不知所措。车上的他情况越来越糟,我和希米轮流和他说话,他已经基本上不反应了。到医院后的一系列检查结果让我和希米绝望了。他多少次从死神手里挣脱出来,这次真的不行了吗?
朋友们陆续赶来,立哲大哥在越洋电话里询问着情况,友谊医院的柏大夫和宣武医院的凌大夫都赶过来先后做了检查,结论依然是最残酷的。我联系了儿子和他爸,让他们马上过来。在医院的大厅里,我不知道能做什么,心里隐隐觉得,这回上帝真不肯帮我们了。
二○一○年最后的深夜,救护车在寒风中呼啸着开路,家里的车、朋友们的车闪着灯,鸣着笛一路跟随,朝阳医院、宣武医院、武警医院,这仪式不是告别,是送行。去往天堂的路不再拥堵,上路时有亲人朋友们相送,他不会寂寞,到了那里有爸爸妈妈迎接,他也不会孤单。我告诉自己:这是暂时的分别,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
记得很多年以前,我们一起闲聊就经常谈到生死的话题。我常常问:死了到底是什么?是一切都消失;什么都没有了吗?他说可能不是,等我死了,一定会想个办法告诉你。我现在会常常想起他的这些话,会在心里和他聊天。我告诉他;我去给父母扫墓了,清明的时候我们去地坛了,参加完小水的毕业典礼,我告诉他:毕业了,开学就要读研了…我知道他也会用他的方式告诉我:他那里不再有病痛,他在那里能跑能跳…我们用我们特有的方式交流着,许多话不用说,但都能懂。天上,人间,相距并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