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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原,我的故乡

发布日期:2015-03-13 文章来源:蒙古族文化网 点击量:1001

沙原,我的故乡



沙原,我的故乡
——萨仁其木格女士口述
文/宝贵敏口述人:萨仁其木格出生年代:1945年出生地:内蒙古察哈尔盟正蓝旗第二苏木,现在叫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扎格斯台苏木席热图巴嘎主要居住地:9岁去呼和浩特市,1969至1976年在昭乌达盟赤峰市,1976年至今在北京访谈时间:第一次访谈,2001年11月28日
第二次访谈,2007年7月7日
第三次回访,2009年6月26日访谈地点:北京宣武区萨仁其木格女士家在场人物:萨仁其木格
宝贵敏【访谈笔记】
2001年11月,我与萨仁其木格女士做的第一次访谈。当时,我刚刚开始做蒙古族妇女口述史,还有些不知如何提问是好,但萨女士极耐心地给予回应,让我总能在她的回答中找到自己接下来的问题。访谈中,我很想插说一些蒙语。每当这时,萨女士就安静地等待着我说完,其实,我知道自己说得很笨,可她总能听懂。眼神里的鼓励,让我很安慰。如今想来,那是一次愉快的对话。
她的家非常安静,很有书香气息。那种氛围里,特别适合回忆往事。萨女士说话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当时,她正在和先生一起整理大爷的年谱。她的大爷纳•赛音朝克图〔1〕是近代著名的蒙古族诗人、文学家。早年肄业于张北蒙古青年学校,留学日本多年,后又留学蒙古国。其代表作日记体散文集《沙原,我的故乡》被称为“察哈尔的百科全书”,他曾任内蒙古文联副主席、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主席等职。2004年是纳•赛音朝克图90岁诞辰,萨女士说,争取在此之前把年谱写完,这样,就可以了却自己多年来的一桩心愿。
那一次,她谈到纳•赛音朝克图,都是很有代表性的时间及故事,让我从这一个案了解到半个多世纪以来,整个一代蒙古族知识分子的成长及遭遇。具体到纳•赛音朝克图,出生在民国时期,正好在青年时代赶上当时社会的“自治”运动浪潮,抱着变革社会的理想,东渡扶桑开始求学生涯,归国后积极参与社会教育事业,又在革命的特殊时期留学蒙古国。1949年作为转折点,将之推到人生的另一个境遇之中,随之而来的又是接连不断的“运动”,将他无助地抛向人生及事业的低谷。作为知识分子,他一方面具有独立选择前行方向的清醒认识,同时,又无可奈何地被时代和政治裹挟其中,难以“独善其身”。这些经历不仅塑造了他一个人的命运,也成为整整一代蒙古族知识分子的人生缩影。
特别是大爷在“文革”中凄然去世的阴影,多年后,依然让萨女士难过不已。关于“文革”的事情我听过很多,也阅读过各种书籍,可当我亲耳听到一位蒙古族作家如此近距离地与之无情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还是感到特别震惊。尤其是他的亲人们,无论生活在城市还是牧区,全部被株连。揭开历史的面纱,在回忆里反思,可能也是口述史应该具有的题中之意吧。
萨女士还谈到她奶奶、母亲、大娘、自己以及女儿,几代蒙古族妇女在她的口述中,展现了不同的成长侧面,也将历史延伸了百余年。从时间上,大致可以分为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文革”中、改革开放后等时间段;从地域上,她们居住生活在牧区或城市;从身份上,她们分别代表着牧区的蒙古族妇女、蒙古族知识女性等。从口述的人物剪影中,我们能感悟出不同时代蒙古族妇女的不同命运。
当我再次拜访萨仁其木格女士的时候,与上次访谈已经相隔近六年。这中间,我只是将第一次的访谈稿整理好后,转交给了她,别的就没有再做什么。萨女士阅读后,认真做了文字上的修改。
六年后,萨女士家里的一切让我感到熟悉,也很舒服。她本人也没有什么变化,和上次一样温和,仍然与先生两个人安静地生活在他们自己的氛围里,舒适地过着晚年。这一次,她的先生乌力吉巴图〔2〕老师鼓励我说:“争取快一点把口述史做出来。”这句话一直记在我的心里。
第二次访谈,因为有已出版的《纳•赛音朝克图年谱》〔3〕,萨女士一遇到记忆模糊的地方,就可以查阅,这也使得我们谈话的信息更准确和可靠。此次访谈,又增补了作家纳•赛音朝克图留学、回国及写作的相关内容,部分细节得以舒展。她的奶奶、母亲和大娘的生活内容也进一步得到充实,还增加了姑姑及大爷婚姻的一些事情。这些补充,更完满地呈现出这个家族百余年的风雨沧桑。口述中,对于蒙古族妇女命运的体味和探讨,不但贯穿在她伯父的诗文里,也流露在口述人的思考及表述中。
整理这份口述时,我是先反复听录音,全部内容手写下来后,又录入电脑的,这个过程也是反复与萨女士对话的过程,我尽可能地在她的话语间理解这个家族人物命运的辗转起伏,同时,也更深刻地理解了这位蒙古族知识女性的心路历程。
关于我的奶奶
宝:您记得关于奶奶的一些事情吗?奶奶平时做些什么?
萨:奶奶把我当掌上明珠,到哪儿去都领着我。平时,她做饭什么的。妈妈主要干外面的活,家里的活就奶奶干。我就特别想奶奶,奶奶也特别喜欢我。她也偏向我,有好吃的就给我,真是无微不至地关怀我。奶奶供佛,临睡前,她都要磕头。奶奶一直在老家,1957年去了一次呼和浩特。
宝:您有两个奶奶?
萨:对,我有两个奶奶。亲奶奶叫冬吉玛,是我大爷和父亲的生母。我父亲的二婶抱养了他,就有了另一个奶奶,我说的是这个奶奶,她叫米德格玛,二爷爷叫乌日根,他们俩没有孩子,因此抱养了我的父亲。其实,我的亲奶奶也在这个地方,但不如和这个奶奶在一起的时间长,所以,我说的奶奶就是这个奶奶。我亲爷爷,去世很早,1936年就去世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宝:那您怎么称呼奶奶们?
萨:我叫这个奶奶“nimomo”,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叫。我亲奶奶我们叫“emomo”,我们那地方就这个习惯。还有我大爷吧,我们不叫二大爷,叫“zhajiaba”,我们家乡的人都叫他“zhajiaba”。别人叫我爸爸“nanjiaba”,跟名字也没关系。还有,我三大爷叫“danga
mama”,他名字叫达尔扎,因为他原来是喇嘛。大大爷叫“budunmama”,他个子高,还是喇嘛,就这么叫。我们叫大娘“ambamomo”,别人叫我妈妈“ondoreji”,因为她个子高。我姑姑叫“udmomo”,可能跟她的名字“udabala”有关系。这些都是尊称。我们那地方就这样叫,很有意思。对别人家的老人,也都叫尊称。三大爷后来不当喇嘛了,结婚了,他们家8个孩子呢。“emomo”(亲奶奶),属羊,1883年生,1960年去世,七十八岁。她生了6个孩子。她去过呼市。大爷写过好多关于他妈妈的事。她还得过奖。我们那地方解放初期,生孩子多的不是给奖么。5个孩子以上,都活着的,就获“英雄的母亲”称号,这事,大爷写进《狂欢之歌》里了。我们家女的都长寿,现在(2007年)我妈妈还在,都85岁了,三大娘还在,75岁了。男的都没了。我们家就这样,女的长寿。
宝:蒙古人口不多,不是女人生得不多,而是活下来的少,为什么呢?
萨:是与女人的生活条件和卫生条件差有关。那时,女人生孩子不让在蒙古包里生,都在叫“buhe”的柳条棚里生,条件极差。
宝:生您时也是这样的?
萨:我也是。我(出)生的地方不是蒙古包,就是用柳条编的,外面用湿牛粪拍上去的简易的柳条棚子里。那里放杂物啊,做饭啊,卫生什么的很不好。因为蒙古包里供着佛爷,一般蒙古人家里不都供着佛爷么,所以,不让在那里生孩子。其实,挺危险的,不知道怎么对路了,我就活过来了。
宝:就是因为供佛爷吗?
萨:可能是。我大爷的诗里写了,旧时女人不能在佛爷跟前生孩子,忌讳呗,在柳条编的“buhe”里,发黄的毡子上,母亲生下我。
关于我的大爷纳•赛音朝克图
宝:说说您大爷的事情好吗?
萨:1973年5月13日,大爷在上海去世的。把骨灰带回内蒙古来了,给我捎信。那时,也没有电话,就拍电报,我马上就抱着孩子到了呼和浩特。“文化大革命”时,我大爷从原来住的房子里被赶出来了,住在一个特别破的房子里,黑帮的院里,就一间房子。我回到那里,骨灰就在炕上放着。那时,他们根本没组织要开追悼会什么的。我父亲去了,他就联系,开始跑开追悼会的事,可追悼会就是开不起来。因为党籍的问题,那时也不太懂。说是党籍恢复了,可就是开不了。我父亲跑了好多次,他的身体特别不好,还有我的舅舅赛熙亚乐〔4〕也跑了好多次。我跑不了,因为我的小孩还小。后来,总算是开了,起码得过了一个月,这个资料我也弄不到。刚开始,想开个大一点的,像现在的话,我大爷这样人的追悼会是什么规格?但最后就在一个什么电影公司的小礼堂里开的。整个过程,我就扶着大娘。追悼会到底是谁主持的,谁讲的话我就一点也想不起来,脑子一片空白。写大爷的《年谱》时他(指丈夫)就问我去了多少人,怎么开的,我根本就不知道。进去的时候记着呢,但我就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出来的,可能是过度悲伤失去记忆了吧。所以,这个追悼会的场面什么的,我根本就记不起来,我都奇怪,我的脑子怎么会这样。后来,骨灰放在了呼和浩特公墓。
宝:当时,您因为带着小孩,没能去上海,后来一下子就得知大爷去世了,那是什么心情呵?
萨:刚开始也没说病得那么严重,就说要到上海看病。当时电话很不方便,不像现在。记得文联的一个人到赤峰,给我捎了个信,就说大爷病了,到上海治病去,根本也没说那么严重,也没想到,是胃癌什么的,也没和家里说。后来,我推测,他从1971年就得了病。那时,他就一直说胃疼,吃蒙药,我们以为是胃病呢。所以,一下子听到他去世的消息,特别突然,接受不了。手术后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
宝:关于您大爷的事,具体还记着什么呢?
萨:我大爷天天看书。1971年的时候,他在巴盟(巴彦淖尔盟)改造,在那儿他看了好多书。《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等,都是改造时他自己学的。那时,写的诗不多。在那儿主要是种地,他的身体已经不行了。他懂汉、英、日、俄几种语言,就英、汉对照着看,还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鲁迅全集》等。1972年,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他还是每天都学习。在他的日记上都有记载。改造回来后,还是让他劳动,在文联的一个联欢晚会上,让他熬了8锅奶茶,那时,他是文联副主席。还让他挖防空洞、搬砖、整理仓库、用推车拉菜,都是体力活,这些,他的日记里都有记录。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翻译了《毛泽东诗词》、鲁迅的诗、国际歌,还准备翻译《诗经》呢。1973年,我哥带他去上海看病,开始挂不上号,他就看书,在那里待了两个月。原来,他的体重是117斤,后来才93斤,掉了24斤,瘦得很厉害。
宝:您大爷出生在哪里?
萨:他和我出生在同一个地方。那时候,我们那儿有两个“浩特”,就几户人家,一个“浩特”里有两个艾勒,就有我大爷和我们两家。他是1914年2月23日出生,在察哈尔盟正蓝旗第二苏木,现在变成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扎嘎斯台苏木希热图嘎查,有时,大家还喜欢叫阿拉坦希热图。我也出生在这个地方。
宝:小时候,他在哪儿读书了?
萨:有个那日图小学,是正蓝旗公办的,小时候,他就在那儿读书来着。宝:当时,他多大?
萨:那时候都16岁了,还在那个小学呢。从那以后,就当了个小职员,是19岁。
宝:在哪里?
萨:那时,那日图是旗所在地,当时的地名总是变,有的地方我也不太清楚。
宝:反正,从19岁开始,他就工作了?
萨:对。就算工作吧,秘书类的工作。21岁的时候,1935年他是小学老师的助手,也是在那日图小学。还当过翻译什么的,那时候,他蒙汉文都学了。大爷写的材料中说,他们的老师是汉族老师,不会蒙语的汉族老师,而学生全是不会汉语的蒙古族学生。老师教学生,也让学生放他的牛羊,给他干活。在家的时候,他学过蒙文,识字了,你想当时他都十五六岁了,后来,又学了汉语。蒙语和汉语不一样,“查干套牢该”(cagaantolgai,蒙古文字母表)会认了,就可以读了,我在家时也是那样。我那时候也是,给我教蒙文的,是一个喇嘛。(19)53年家乡办了识字班,学蒙文,我妈妈和我们都是一起学的。所以,我去呼市之前,就已经会念报纸啊什么的。蒙文其实不是特别难,你会蒙语之后,就知道了。估计我大爷小时候学的也是这种,所以,上学之前,他已经识字了。
22岁的时候,1936年3月他去了张北,到张北蒙古青年学校上学,是苏木派他去的。1936年11月,去化德县参加公派留学考试,他们学校派7个人去考的,有5个人合格,我大爷是其中之一,就是派去日本留学。12月份他回家的时候,我的爷爷已经去世了。
宝:关于您爷爷还知道多少?
萨:爷爷是牧民,叫那顺德力格尔。他53岁去世的。1884年生,1936年去世。他就是一个普通的牧民。愿意骑马,愿意赛马,我们家的马都是挺有名的。祭敖包、那达慕的时候赛马,我们家的马都得过奖。爷爷喜欢驯马,那方面很拿手。(19)84年的时候,在正蓝旗那达慕上,这个马的后代还得了奖呢。我三大爷家的孩子,就是我弟弟呗,也喜欢驯马,喜欢赛马,可能是遗传吧。我大大爷、三大爷都会驯马,好像我们家有这个传统。就我二大爷不会。
宝:您有几个大爷啊?
萨:我有3个大爷,我父亲是老四。纳•赛音朝克图是我二大爷,我还有个姑姑,她比我爸大。大爷在《沙原,我的故乡》里写过这个姑姑。
宝:《沙原,我的故乡》是本什么书?
萨:《沙原,我的故乡》没有汉文版。这本书基本都是写当时察哈尔的社会生活。我大爷从日本暑假回来写的,1940年写的,1941年出版。我觉得,这是他写得最好的一本书。有人评论说,这本书是关于察哈尔的百科全书,书中写的那些事现在知道的人都没有了。《沙原,我的故乡》写的是察哈尔的地理、历史和人文,还有那时候的社会风貌。他书中写的地方什么的,现在也都有,但一看已经不是那个感觉了。
宝:他是哪一年回家的?
萨:我大爷1938年从日本回来过,1940年8月份再回来时写了这个书。1940年7月11日放暑假,从日本出发,他们八个同学一起回来的。当时,察哈尔有好多青年在日本留学。你看,他们走了多少天啊,坐轮船,坐火车,到北京,又到张家口,又坐汽车到张北,哪天才回到家的呢,7月22日才回到家。最后是人家给他找的马,骑马回去的,从正蓝旗骑马回去的,骑了两天马。7月21日,骑马到一个人家,7月22日又从这家骑马往家走,中间住了一夜。那时候,有“ortege”,就是送人的,从这个点到那个点,骑着马,好像公派学生也有这个待遇。比如:从正蓝旗骑马走,到一个人家,也就是一个点,这一段就结束了,接着从这个点再骑另一匹马,接着走。
宝:这个我才听说。
萨:是驿站吧。
宝:哦,就是历史上说的驿站吗,从成吉思汗那时候就有的驿站吗?
萨:对,送信什么的,都是那样的。当时我们蓝旗有这样的驿站,书上说,是苏木长派的,写了一个纸条,那叫“zar”,就是“告示”的意思,让沿途的人家送他的。
宝:估计纸条上面写着,委托送送什么人吧?
萨:就是让所属人家出人出马送我大爷的。那时候的地名总是改,挺乱的,尤其是我们那里,改得可多了。
宝:这几年改得也很多。
萨:现在,我们苏木都没了,去年(2006年)又给划到那日图去了,我们特难受。不应该改,应该给留着呀,那是我大爷出生和安息的地方,他们也不知怎么想的。现在去,就得找那日图苏木了。
宝:我老家也是。所以,您的那种感觉我特别能理解,何况还有您大爷的那层关系呢。您大爷的爷爷奶奶呢?
萨:大爷的爷爷,名字叫沙克德尔,具体的事情都不知道了。我妈妈嫁过来时,这个爷爷就不在了。大爷的奶奶,是我的太奶奶吧,她是1860年生的。这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我妈妈知道,她是属猴的,这样我就一年一年地推算出来的,她是1946年春天去世的。我是1945年生的,那时候的事,我妈妈都知道。
宝:好长寿啊!
萨:差不多87岁了吧,叫阿拉腾其其格。
宝:你们家人好长寿啊。
萨:女的长寿,男的不算长寿。《沙原,我的故乡》里大爷写过他的奶奶。1940年,他从日本回来那年,她82岁,诗里边也提到过他的奶奶。7月22日的日记,写了一次,8月20日的日记里也写了奶奶,日记里写了两次〔5〕。还有两首诗里也提到过他奶奶〔6〕。
宝:他这次回家,什么时候离开的?
萨:1940年8月19日从家里出发,然后什么时候才回到日本啊,9月2日才到东京。途中到了张北蒙古青年学校,见了同学什么的,他们还联欢,还让他讲过话。8月28日,到张家口的德王府,见到了德王。因为他们留学,是德王支持的。
宝:我采访苏伦戈老人的口述里,也提到张北蒙古青年学校。
萨:你采访的苏伦戈也许是在女子学校。张北女子学校和张北青年学校是两码事。我大爷从日本回来后,就在苏尼特女子学校教书。是德王办的苏尼特女子学校,苏尼特就是德王的老家。
宝:那时有专门的女子学校,真不错。
萨:是啊。我大爷1942年从日本回来,就在那里教书。这女子学校是苏尼特右旗的女子学校。《苏尼特右旗志》里边写的:1941年,在苏尼特右旗王府。开始有12个蒙古包,36个学生,几个老师。上课的地方是4个柱子的蒙古包,很大的,一般的蒙古包一个柱子。学生的蒙古包有6个,学生都住宿。这个学校一直开到1945年秋天。到1945年的时候,学校有一千多只羊,一百多头牛,还有马和骆驼。学生们就是一边上课,一边养些牛羊什么的。把它们分给学生,学生们自己挤牛奶,做奶食,还学做家务,一边学习一边干活。
宝:那时候的教育理念还真不错。
萨:对呀。学生的名字都是重新给起的,原来的名字都是喇嘛起的。我大爷给他们起了好听的新名字。还废除了原来旧的教学方法,比如,把打手板的工具给烧了,增加了好多新课,什么地理呀、常识、音乐、图画,还上早操,这些都是新式教育了。张北女子学校可能不是这样的。苏尼特女子学校都是蒙古族老师,也是留学回来的,进行的是新式教育。
宝:这学校持续到1945年?
萨:是的。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他们去找蒙古国红军。那时,苏蒙红军赶走日本,解放了察哈尔。他们把我大爷他们叫到多伦开会。当时,蒙古国红军还派我大爷当了副盟长,这是蒙古国国家档案馆的资料上写的,蓝旗的资料说是盟长。就帮他们筹集粮食啊,工作了一个月。蒙古国军队撤退时,他提出要到蒙古国学习。当时蒙古国政府重视给内蒙古培养干部,就批准了。他是跟着蒙古国政府代表拉木扎布,乘蒙古军用飞机去的,到蒙古国中央直属苏赫巴托党校〔7〕学习。
宝:在蒙古国的情况怎么样?
萨:待了两年,挺好的。蒙古国方面也了解他的情况,因为是一个知识分子嘛,对他挺好的。大爷是1945年9月底走的,1947年11月回来的。
宝:在那边都学了什么?
萨:他的成绩册都有呢,很优秀,还得过奖。在蒙古国,有位叫策都布的学者找到了我大爷留在蒙古国的一本笔记本(诗集),又做一些调查后出版了,这本书里有很多我大爷在蒙古国时的材料。这些都在蒙古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着。
宝:这本书叫什么名字?
萨:我给你拿去。叫《纳•赛音朝克图遗诗》,大爷把好多诗写在笔记本里,回国时留给蒙古国的作家朋友了,这朋友一直保存着,很珍贵,好多诗在国内没有发表过。
宝:这朋友叫什么名字?
萨:他叫策•策登扎布,是著名诗人,他一直保存着。原来,在蒙古国出过一本小册子,叫《我们雄壮的呼声》,在乌兰巴托,特•塔日巴整理出版的。他去世后,由他的侄子保存着,策都布又从塔日巴的侄子那里拿到这些诗。
宝:那他从蒙古国是怎么回来的?
萨:好像是弄了化名,秘密出来的。蒙古国用汽车把他们送到边界上,和几个同学一起回来的。在边界上,有个达斡尔人,叫额尔敦布和的,用两匹马拉的车接的他们。直接就到乌兰浩特参加革命了。
宝:回来做什么?
萨:他就到报社上班了,到内蒙古日报社当编辑。后来1951年他37岁时就从报社调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了,是在张家口。1952年6月,内蒙古和绥远省合并,6月27日,内蒙古党政机关从张家口搬到呼和浩特,1953年他在绥远党委宣传部工作。1954年9月底,我就去呼市了。
宝:那时候,他和您提起过这些事吗?
萨:他不说。那时候我也挺傻的,什么都不问,现在很后悔。
宝:人一般都是这样,当时不知道那些事有多重要。
萨:我甚至都不知道,我大爷那时候挺有名的。2006年,内蒙古电视台采访我时,还问我,是不是大爷出书后,会很高兴地说这说那,把稿费拿回来,给你们奖励什么的。我说,没有啊,我都不知道他写什么书了。
宝:呵呵,就知道他在写,不知道写了什么。
萨:我真的不知道他写了那么多书,后来上大学才知道,刚刚知道,就“文化大革命”了。好像我懂事挺晚的。
宝:不是您懂事晚,好像一般人小时候没那种意识。
萨:我要是有一点意识的话,那时候他们造反,把他的东西没收的时候,我可以抢一点啊……可我什么都没做。
宝:他什么时候开始被排挤的?
萨:其实(19)50年代,他还是可以的,一直都挺好的。从1964年开始,有个“文艺整风运动”,可能机关也有这方面的事吧。1962年的时候,也有一点怀疑他,就是不太相信了呗。因为他去过蒙古国什么的,主要是内部掌握呗,真正的打击和排挤是1964年开始的。其实,(19)56到(19)58年,他还挺好的,出国开会啊什么的,我觉得他那几年特别顺。你看,(19)56年1月,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3月,加入中国作协会员,12月,当选中国作协内蒙古分会主席,这一年是他特别火的一年。1957年,跟中国作家代表团去尼泊尔、缅甸等国访问,写了好多诗呢,到哪里每天都写诗。(19)58年10月3日,去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在苏联塔什干〔8〕。他是跟中国代表团去的,路过乌兰巴托,还见到他的蒙古国同学和朋友。10月3日走的,28日才回来,回到北京,参加茅盾、巴金他们召开的会议。10月31日才回到呼市,都快一个月了。他给我买了一个小箱子。
宝:什么样的箱子?
萨:就那时候的小箱子。可以装东西之类的,我还留着呢。
宝:他在哪里给你买的?
萨:我估计是在北京买的,那不是外国的。还从苏联给我带回来一个塑料桶,那个也还有呢,小桶是本色的,发黄的那种。那时候,塑料的东西在中国没有。
宝:哦,现在还留着呢,真好!
萨:有些东西就那么放着呗。(19)59年我大爷就下乡了。
宝:去哪了?
萨:他去的是东乌珠穆沁旗。那年写了《狂欢之歌》,这是著名长诗,国庆十周年时写的。(19)60年又去了蓝旗,写了《蓝旗散歌》那本书。那时候,作家都下去,待了一两年吧,一会儿回来,一会儿走的。那几年,大爷老走,不是开会,就是下乡。
宝:那您大爷出去,您就和大娘在家吗?
萨:我上中学就开始住校了。有时候,大娘也跟着大爷走,去蓝旗的时候,大娘一起去了,我就自己在学校呗。(19)59年去东乌旗(东乌珠穆沁旗)时,我大娘也跟着去了。我是(19)58年上初中,开始独立了,呵呵。
宝:后来呢?
萨:(19)61年,他也写了很多诗。(19)62年又写了大量的诗歌。这时候,他想把解放前的几本书,选一些内容出版一个合集,但是没给他出。当时已经有“左”倾思想影响了。那手稿还在我这里呢。
宝:这时,乌云已经压过来了。
萨:(19)59年他还入党了呢。(19)64年文艺整风运动,不让他去北京开会,一直到(19)73年。(19)64年我上大学,(19)67年把他隔离起来了,不在家里。那时候你不知道,学校老师、机关干部都集中到一个地方。他们文联的作家都集中到(内蒙古)农牧学院,那时候,学校里都是关黑帮的地方。我们学校内大(内蒙古大学)也是,关了好多人。
宝:那你们学生干什么了?
萨:我们能干什么啊,老师们都被关起来了。哎,都不愿意回忆……我大爷的病,也是因为到巴盟(巴彦淖尔盟)农场劳动得的。当时,整个文联系统都去了,是在农场劳动,不是下乡。
宝:总的来讲,他还算幸运。一辈子写了那么多作品,有机会出国接受新式教育,还有很多和外面交流的机会,这些已经很难得了。
萨:对。著名作家敖德斯尔说过,在内蒙古作家中最受人民欢迎的就是他。他留下了350多万字的作品。他的全集也出版了,8本,1999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9〕,是内蒙古文学史上的第一部全集。你看照片,他喜欢穿蒙古袍,上班也穿。1999年是大爷85岁诞辰,再加上他的全集出版,还开了那达慕呢,在希热图嘎查,我的老家。去了8000多人次呢,《内蒙古日报》报道的。我和老伴都去了,专门去的。
关于我的大娘
宝:您大爷在日本的时候,您大娘一直在家里吗?
萨:她一直在我们家里,她叫斯日吉。他们1930年结婚。当时,我们家有两个蒙古包,挨着。一个里住着我妈、奶奶我们一家人,另一个住着大爷、大娘他们一家人。当时,奶奶在,弟弟妹妹还小,都还没成家,就她支撑着一个大家。大娘人特别好,特别善良。她没有文化,汉话说不好,主要是做家务。1973年,大爷去世后,她又回到了老家,住在当年她住过的蒙古包里,直到1976年去世。
宝:您对大娘印象深吗?
萨:我和她一起生活很多年,感情很深,印象也很深。
宝:您大爷还娶过妻子吗?
萨:大爷还有一个包办的妻子,她叫色布勒玛。是敖其尔“扎兰”的女儿,“扎兰”是正蓝旗四位官员之一,他把女儿许配给大爷。但是,她一直住在自己的家里。在旧社会,我们察哈尔就有这样的婚俗。没有儿子的人家把姑娘许配后让她住娘家,所生子女继承娘家的香火。有钱的人家,把女儿嫁给别人,都不让女儿住到婆家,而是住在自己的家里。不让女儿到婆家干活,就在娘家待着,而名义上又是人家的媳妇。大爷娶的第二个妻子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我大爷一年内娶了两个妻子。后来,1950年他们离婚了。她又改嫁了,嫁给了一个当地的牧民。在汉族社会里,如果娶妾,大家都住在一起,你看,《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几个妻子都住在一起,她们之间有很多矛盾。而这两个大娘平时都不见面,就少了很多矛盾,这挺有意思的。也许是解决当时的蒙古人婚姻需求的一种方法吧。
(19)50年,《婚姻法》颁布后大爷和她离了婚,但把他们的儿子接来安排工作。然后把斯日吉大娘接来一起生活。他们俩可好了,就是没有孩子。也许是我这个大娘不能生育,我也没敢问。估计是,要不,从1952年以后,从张家口开始,他们俩一直在一起生活呢。再说,他们家要是有自己的孩子的话,我也不可能去啊。
(未完待续)
注释
〔1〕口述人的大爷纳•赛音朝克图,是蒙古族著名诗人、文学家。〔2〕口述人的先生乌力吉巴图,系内蒙古巴林右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员,中国蒙古文学学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获国家民委首届突出贡献专家奖。〔3〕萨仁其木格、乌力吉巴图:《纳•赛音朝克图年谱》(蒙古文),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4〕口述人的舅舅赛熙亚乐,是历史学家、作家,也是正蓝旗人。1946年入内蒙古军政大学。195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政治学院。〔5〕《沙原,我的故乡》之1940年7月22日的日记里写到奶奶和母亲:“进屋之后,八十高龄的嬷嬷(祖母)握着我的手,亲了亲我说:你的嬷嬷(祖母)因为一直盼着你回来,所以才安然无恙的。嬷嬷(祖母)说着说着,话语哽噎时,额吉(母亲)过来搂着我说:我的儿子不知怎样想念额吉了。我最近几夜连续梦到我儿子回来了,尤其这几天眼皮直跳,原来都是这个预兆啊……说着这些,额吉也泪眼婆娑了。”1940年8月20日的日记这样写奶奶:“拄着拐杖站在那里的,我八十岁的祖母啊。”〔6〕1941年10月《忧忧我心》一诗里是这样写的:“静谧的画卷一样自然的神奇/教我想起家中八十一岁的祖母/忧伤满怀”。1942年《一日之思》一诗里这样写到:“我那八十二岁的祖母呵/是否在等待我的归期/远在异乡年轻的我/青松之荫想念您而哭泣”。〔7〕苏赫巴托党校,当年设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乌兰巴托。〔8〕苏联塔什干,原为苏联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首都。苏联解体后,该市属于乌兹别克斯坦。〔9〕《纳•赛音朝克图全集》,1999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是蒙古族文学史上第一部个人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