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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自治运动”领袖德王与百灵庙蒙政会

发布日期:2015-03-24 文章来源:蒙古族文化网 点击量:807

“高度自治运动”领袖德王与百灵庙蒙政会

  1934年4月23日,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在百灵庙正式成立。参加成立典礼的有云王、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白云梯克兴额、伊德钦、荣祥、尼玛鄂特索尔、卓特巴札普等12名正式委员和各盟旗代表300余人。蒙政会第一次委员会议上,任命德王为秘书厅秘书长,吴鹤龄为参事厅参事长,沙拉布多尔济为民治处处长,补英达赉为保安处处长,阿拉坦鄂其尔为实业处处长,富龄阿为教育处处长,包悦卿为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
  同月,应青海蒙古驻南京代表的请求,国民政府又补充任命青海左右翼两盟正副盟长索诺木旺济勒、索诺木达什等4人为蒙政会委员。这样一来,蒙政会的管辖范围至少在形式上亦不限于内蒙古盟旗(谭惕吾《内蒙之今昔》)。
  蒙政会成立以后,除委员长云王之外,索王、沙王二位副委员长一直没有到百灵庙莅任,蒙政会会务实由秘书长德王具体主持。德王将本旗武装乌滂守备队调到百灵庙,又从各盟旗招募新兵,组成了1000多人的蒙政会保安队,由原国民革命军教官云继先和曾经留学苏联的朱实夫(中共党员)等负责训练。
  1934年10月,蒋介石到绥远视察时,特意将云王、德王等召到归绥接见,给予很高的礼遇,勉励他们搞好蒙政会工作,并称今后有事可直接找他。之后,德王即派人前往南京,领取了一些由蒋介石批拨的经费、枪炮武器和汽车、无线电台等物资。 
  百灵庙蒙政会虽已正式成立,但它与有关各省之间的区域划分和权限区分等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解决,省县与盟旗并存的状况依然如故。于是,蒙政会与各省政府之间的权力和利益冲突即开始接连发生。其中,尤以蒙政会与绥远省在鸦片过境特税和西公旗札萨克继承问题上的矛盾纠纷最为突出。
  当时,甘肃、宁夏出产的鸦片,经绥远草地运销平津、内地,由绥远省政府在沿途设卡收税,每年最多可达200多万元。蒙政会成立后,即按照《蒙古自治办法原则》的规定,委派包悦卿赴北平,要求由军分会主持劈分鸦片过境税,但北平军分会一再推托,不予明确答复。蒙政会又派人与绥远省政府直接交涉,亦因双方意见悬殊毫无结果。
  1935年初,蒙政会遂派保安队至乌拉特中旗(中公旗)黑沙图税卡,扣留了绥远省载运鸦片的汽车,很快即被绥远当局派兵夺回。蒙政会又派保安队驻在黑沙图和几个旗的交通要道上直接设卡征税,复被绥远当局增派军队强行阻止,几至发生武装冲突。经北平军分会派人调解,绥远当局同意将进入蒙地的军队撤回,撤销蒙地税卡并将部分鸦片税拨归蒙政会。但是,几经商谈,终因双方在分成比例上争执不下而毫无结果,蒙政会仍一无所得(任秉钧《德穆楚克栋鲁普与傅作义争夺鸦片税》)。
  乌拉特前旗(西公旗)前任札萨克死后无子。乌盟盟长云王主张由其近侄巴图巴雅尔承袭。而其另一族侄石拉布多尔济却以放垦该旗土地为代价得到绥远省当局的支持承袭了札萨克。该旗贵族上层遂形成盟、省各支持一方的两派。
  1935年秋,支持巴图巴雅尔袭位的该旗大喇嘛伊希达克丹(已故札萨克的胞弟)来到百灵庙,请求蒙政会撤免石拉布多尔济。当时,云王、德王等正好对石拉布多尔济在鸦片过境税问题上站在绥远当局一边甚为不满。于是,云王即以蒙政会委员长和乌盟盟长的名义呈请蒙藏委员会免去石拉布多尔济的札萨克职位,改由巴图巴雅尔暂时护理旗务,并派出蒙政会保安队护送巴就职。石拉布多尔济在绥远当局支持下拒不从命,率该旗保安队与蒙政会保安队形成对峙。
  1935年末,云王愤而向南京政府提出辞呈,南京政府顺势任命云王为地位更高但徒有虚名的国民政府委员,并于1936年1月免去云王的职务,改命锡盟盟长索王为蒙政会委员长,晋升德王为副委员长;原乌盟副盟长巴宝多尔济升为盟长。索王年老体衰,从未赴百灵庙视事,蒙政会更由德王名正言顺地主持。至1936年8月,绥西驻军王靖国部公然干预蒙旗内部事务,派两个团的兵力会同西公旗保安队,捕杀了伊希达克丹及巴图巴雅尔全家(札奇斯钦《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
  1933年德王等人发起"高度自治"运动时,日本军队已侵占热河,并指使
李守信(土默特右旗蒙古人,原驻热河东北军第17旅团长)伪军进占了察东多伦。但由于德王是在谋求中国(南京)政府承认下的自治,当时并未引起日本方面的重视。百灵庙蒙政会成立以后,德王的声誉日隆,日本便开始委派高级特务和军官拉拢收买德王。德王一方面对此加以利用,接受其种种援助,另一方面也并不想开罪于南京政府。1934年8月德王派代表赴南昌求见蒋介石时,有意将日本派人拉拢一事密告于蒋。蒋介石要求德王以"不卑不亢的态度相机办理"。1935年夏,德王到北平又将日本人在苏尼特右旗设立特务机关的事告知何应钦,并藉此要求拨发武器、编练军队"以资御侮图存"。
  正当此时,中日双方于1935年6月签订了《秦土协定》(又名《察哈尔协定》)。协定中明确规定,中方"必须承认日满的对蒙工作,援助特务机关的活动"。协定正式文本之外,双方又有"口头约定":中方"不阻止我(日)方在内蒙对德王进行工作"(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一分册)。
  德王见南京政府对日本的公然侵略行为如此妥协退让,而对绥远省当局欺压、侵害蒙政会的行为却放任不管,于是,"利用"日本人的想法愈发大胆起来。
  1935年9月,德王应邀赴乌珠穆沁右旗会见了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板垣为了引诱收买德王,明确表示可以帮助建立独立的"蒙古国"。12月,德王又应邀乘飞机前往伪满新京长春,会见了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和傀儡皇帝溥仪等军政要员,获得了日本"援助"的50万元和5000支枪。返回途中,德王又在多伦会见了李守信。返回百灵庙之后,按照日本方面的建议,德王向云王提议成立一个"统一指挥机构"。云王无力左右德王的作法,只是碍于遭到绥远省方的反对,遂同意德王到锡盟去成立。于是,德王就从蒙政会调走一批亲信骨干到苏尼特右旗,于1936年2月10日在自己的王府正式成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公然"改元易帜",走上了"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道路(《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
  德王日益加紧的亲日活动,早已引起了蒙政会内外爱国进步人士的不满,同时也引起了绥远省政府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密切关注。中共西蒙工委负责人乌兰夫曾亲赴百灵庙,规劝德王不要投靠日本,并宣传鼓动云继先、朱实夫等发动保安队反日暴动(《乌兰夫回忆录》第164~176页,1989年)。与此同时,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也通过由南京奉派来做德王工作的原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巴文峻和在蒙政会任科长的任秉钧等人,利用同乡旧识关系策动云继先、朱实夫等举行暴动(巴、任、云、朱均为土默特旗蒙古人),并制定了详细具体的暴动计划(任秉钧《云继先部百灵庙武装暴动经过》第五辑)。
  1936年2月21日夜,云继先、朱实夫率保安队爱国官兵按计划发动了武装暴动。暴动队伍分路夺取军械库武器、打开稽察处看守所释放被押士兵、捣毁电台断绝与德王(苏尼特右旗)的通讯联系、打开会计的银柜焚烧帐目。然后集合起来,于次日晨离开百灵庙开往归绥。当时正逢连降大雪,暴动队伍在没膝积雪中步行南下,途中还经激烈战斗击退了百灵庙方面乘汽车追来的步兵和骑兵。当暴动队伍行至百灵庙以南120余里的二分子村时,却被傅作义派来"接应"的一个团部队突然包围,并被缴了大部分枪械。其后,南京政府将暴动队伍改编为蒙旗保安总队,任命云继先为总队长,朱实夫为副总队长(任秉钧《云继先部百灵庙武装暴动经过》)。
  2月25日,云继先、朱实夫、任秉钧等从归绥联名致电南京政府,报告暴动经过,并申明"谓之避祸可,谓之爱国反正亦无不可"(《蒙政会科长云继先等率众脱离百灵庙》,1936年2月26日《中央日报》)。
  对于绥远省傅作义当局来说,百灵庙蒙政会的存在始终是如鲠在喉。由于绥远当局的百般威逼利诱和阻挠,受到省方更多控制的伊克昭盟和察哈尔右翼即绥东各旗上层,一直不敢同百灵庙有更多联系,参与蒙政会事务。傅作义在鸦片税和西公旗事件中明显压制了蒙政会之后,又乘德王"亲日"逐渐失去蒙众民心之际,积极策动蒙政会保安队哗变。与此同时,为了彻底搞垮蒙政会,傅作义又向南京政府提出了将蒙古地方自治改为以省为单位的建议。
  从1935年后半年开始,绥远省政府接连派代表到辖境各盟旗游说,进行分化,策动一些王公上层致电南京政府,提出要脱离百灵庙蒙政会,另定分区办法、组织自治委员会。傅作义还向乌伊两盟王公札萨克许诺:绥境蒙政会成立时,旗不论大小,王公不分贤愚,一律为委员;原在百灵庙蒙政会任职的王公,划入绥境蒙政会后都给予升级(经革陈《绥境蒙政会始末记》第五辑)。 
  1936年1月,国民党中央正式批准了绥远省政府将蒙政会一分为二和乌伊两盟王公札萨克"另定分区设治办法"的建议,决定设立绥远省境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绥境蒙政会),同时还发布了该会的暂行组织大纲和组成人员名单。不久,又决定成立绥远省境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任命阎锡山为指导长官。阎锡山又指定绥远垦务督办石华严为指导长官公署参赞,代表他在绥远就近"指导"绥境蒙政会(黄奋生编《蒙藏新志》上册,中华书局,1938年)。
  绥境蒙政会暂行组织大纲的各条原则规定,与百灵庙蒙政会的暂行组织大纲基本相同。只是绥境蒙政会的20名委员,全由各盟旗王公札萨克或护理札萨克、总管充任。其中,伊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任委员长,乌盟盟长巴宝多尔济、伊盟副盟长阿拉坦鄂其尔、乌盟副盟长潘德恭察布为副委员长。
  1936年2月23日(也即德王在苏尼特右旗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11天之后、百灵庙保安队暴动1天之后),绥境蒙政会在归绥举行成立大会。南京政府指定的监誓大员、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指导长官阎锡山的代表、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等出席大会。委员长沙王,副委员长阿王、潘王等共有18名委员宣誓就职。在接着召开的绥境蒙政会全体委员会议上,讨论通过了下设各处、委员会及其主官。会后,还成立了蒙旗剿匪区司令部、伊盟七旗联军指挥部和达拉特旗剿匪司令部以及绥东四旗剿匪司令部等军事机构(《蒙藏月报》第五卷第四期,1936年;《蒙古知行月刊》1936年第4期)。
  与百灵庙蒙政会明显不同的是,绥境蒙政会不是由绥远省辖境蒙古盟旗各阶层主动发起、要求成立的,而是在绥远省当局幕后操纵指使下以分化、搞垮百灵庙蒙政会为目的而成立的,并且是处在绥远当局严密控制之下的所谓民族地方自治机关。
  国民政府批准成立同样是直接隶属于行政院的绥境蒙政会,即意味着其地位与百灵庙蒙政会平行,也即实际上将百灵庙蒙政会的辖区"剜"去了最重要的一大块。而实际主持百灵庙蒙政会会务的德王亦将其政治中心移到了锡察地区。再加上蒙政会保安队暴动的影响,百灵庙蒙政会事实上已成了空架子。
  1936年7月,按照将蒙政会以省为单位一分为二的既定方针,南京政府又公布了《察哈尔省境内蒙古各盟旗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察境蒙政会)暂时组织大纲》,并且任命德王(原锡盟盟长索王时已去世)为委员长,新成立的察哈尔盟盟长卓特巴扎普和新任锡盟副盟长林沁旺都特为副委员长,同时宣布废止1934年的蒙政会《暂行组织大纲》(黄奋生编《蒙藏新志》上册)。这实际上撤销了百灵庙蒙政会。而南京政府任命德王为察境蒙政会委员长,大概意在牵制。而德王既未表示拒绝就任,也未表示反对撤销百灵庙蒙政会,可能也是考虑不与南京中央政府公开决裂。
  在蒙古各阶层强烈要求下成立的百灵庙蒙政会,存在仅仅两年,就在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动中迅速瓦解(资料来源: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发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