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蒙古族文化网  > 历史  > 编年历史

伪满洲国在内蒙古东部的殖民统治

发布日期:2015-03-24 文章来源:蒙古族文化网 点击量:868

伪满洲国在内蒙古东部的殖民统治

  1932年3月,伪满洲国在长春(改称新京)正式成立。其"建国宣言"称,管辖区域为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和呼伦贝尔、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等盟(部)。同时,伪国务院内设立兴安局,专管为蒙古人划定的特殊行政区域兴安省及兴安省外蒙旗事务。兴安局下设总务、政务、劝业三处。兴安局总长齐默特色木丕勒,政务处长寿明阿,次长及总务、劝业处长均为日本人。同年8月,兴安局改称兴安总署,但职能、机构未变。
  伪满将内蒙古东部各盟部旗调整改划为三个兴安分省,合称兴安省。兴安南分省下辖哲里盟科尔沁六旗和扎赉特旗,省长业喜海顺,分省公署初设于郑家屯,1935年迁至科右前旗王爷庙(今乌兰浩特)。东分省下辖原西布特哈地区,新设纳文、巴彦、莫力达瓦、阿荣、布特哈左、右及喜扎嘎尔旗,省长为原东路布特哈总管额勒春,省公署驻扎兰屯。北分省为呼伦贝尔地区,撤消原设各县,下辖索伦左、右、新巴尔虎左、右、陈巴尔虎及额鲁特等旗,省长凌升,省公署驻海拉尔。1933年日军侵占热河以后,撤消昭乌达、卓索图二盟建制,将昭乌达盟大部划设为兴安西分省,下辖巴林左、右、扎鲁特左、右、阿鲁科尔沁、克什克腾旗和开鲁县、林西县,省长为原昭乌达盟盟长、巴林右旗札萨克扎噶尔,省公署驻开鲁。未划入兴安各省的,郭尔罗斯前后二旗和杜尔伯特、依克明安旗称为省外四旗;原卓、昭二盟分别划属热河、锦州(伪满新设)二省的翁牛特、敖汉、喀喇沁、土默特各旗称为锦热蒙旗。各分省、旗公署均设有实掌大权的日本参与官、参事官或副职。
  1932年4月,以"内蒙自治军"为基础,在通辽以东的钱家店组建了兴安南警备军,巴特玛拉布坦任司令,甘珠尔扎布任参谋长。同年底,兴安东分省和北分省也以当地民族武装为主成立了兴安东警备军和兴安北警备军,由绰罗巴图和乌尔金分任司令。1933年,又以投日的东北军17旅李守信所部蒙古族官兵为主成立了兴安西警备军,乌古廷任司令。兴安警备军统称兴安军,是由蒙古人(包括达斡尔、鄂温克等族,当时泛称蒙古人)组成的伪满洲国正规军,总兵力约1万人。兴安军各部队均设有日本顾问,甚至直接由日本人任主官。1934年7月,又在郑家屯成立了专门培养兴安军军官的兴安军官学校,校长由巴特玛拉布坦兼任。该校1938年迁往王爷庙,继任校长先后有甘珠尔扎布、郭文林、乌尔金。
  1934年12月,兴安总署改为蒙政部,仍由齐默特色木丕勒继任蒙政部大臣,同时将兴安四分省升格为兴安东、西、南、北四省(以上参阅日本善邻协会调查部《蒙古大观》,"满洲国属内蒙古",日本东京改造社,1938年;《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三十四辑《伪满兴安史料》,内蒙古政协文史委,1989年)。
  1936年4月,日伪当局以"通苏"的罪名逮捕处死了维护民族利益、抵制和反对日本操纵控制的兴安北省省长凌升及其胞弟、兴安北警备军参谋长福龄,妹夫、兴安北省警务厅厅长春德等人,进一步镇慑、压制蒙古、达斡尔等族的民族意识,强化了高压统治(正珠尔扎布《"凌升通苏事件"真相》)。
  1937年7月,伪满调整中央政府机构,撤消蒙政部,改设直属国务院总理大臣的兴安局,成为中央政府内有关蒙古政务的咨询协调机构。兴安局总裁先后为扎噶尔、巴特玛拉布坦。
  同年,成立统一指挥四个兴安警备军的兴安军管区司令部,由巴特玛拉布坦任军管区司令,司令部驻郑家屯。其后,又从各兴安警备军抽调主力编成野战性质的兴安师,由巴特玛拉布坦兼任师长。1939年夏,兴安师在中蒙边境的诺门罕战争中损失惨重,并且有大批官兵因厌战(蒙古人不打蒙古人)而逃离战场。战后,兴安师改编为第二师,由郭文林接任师长。
  1940年,日伪又撤消兴安军管区和四个兴安警备军,改设第九、第十军管区。第九军管区负责兴安南、西二省警备,司令部驻通辽,司令官先后为巴特玛拉布坦、郭文林、甘珠尔扎布。第十军管区负责兴安东、北二省警备,司令部驻海拉尔,司令官先后为乌尔金、郭文林。 
  1943年,日伪又将兴安四省合并成立了兴安总省(驻王爷庙),只保留与苏、蒙接壤的兴安北省建制,将东、西、南三省改为兴东、兴西、兴南三个地区行署,并在原兴安南省北部(即今兴安盟地区)划设了兴中地区行署(《伪满兴安史料》)。
  除此之外,日伪还在兴安各省境内普遍设立各级警、宪、特组织,对蒙古等各族人民实行严密统治。

  在长达14年的沦陷时期,日伪统治者在内蒙古东部实行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在文化教育以至宗教(藏传佛教)方面严密控制、极力灌输奴化思想,而且对蒙古民族原有的政治制度和体制,传统经济利益和土地所有权,施行了重大改变和削夺。其中两项最重要的"变革"就是所谓"特权奉上"和"蒙地奉上"。
  伪满建立兴安省之初,在改变盟部体制的同时,也对旗的制度作了重大改革,取消原有贵族、平民等社会等级差别和蒙汉分治体制,规定只要在旗内拥有住所,即为旗住民,均享有旗民的权利和义务;规定旗的行政长官为旗长,是政府任命的地方官员,不再拥有王公札萨克或贵族总管的领主性特权(《满洲国政府公报》第21号《旗制》,1932年7月)。尽管初期的旗长仍主要由札萨克、总管改任,但后来逐步变成了由一般官员升迁调任。
  1933年开始,伪满在蒙旗逐步增设了独立于行政权之外的司法机关,省设法院,旗设审判所、审判署或地方法院。旗的基层组织,也废除人身隶属性的参领、佐领制,改设以地域划分的努图克(区)和嘎查(村)。 
  在逐步改变传统旧制的基础上,日伪决定用赎买的方法以蒙古王公"自动""将向存之封建权益全部奉上国家"的形式,正式取消王公特权制度。1938年10月,伪满皇宫举行蒙古王公"特权奉上"仪式,兴安南省、西省及省外四旗的旗长和王公代表向溥仪呈递了由34名王公签署的《旧王公特殊权益奉上书》。作为奖赏和"回报",伪满以"维持旧王公的生计和体面"的名义,发行600万元的"旧蒙古王公裕生公债",根据原有爵位和职务,每年将24万元公债利息分发给34名王公。1939年9月,锦热蒙旗的10余名王公也至新京举行了"特权奉上"仪式,并且也获得了每年10万元公债利息的"补偿"(金海《日本占领时期的内蒙古盟旗制度》,《蒙古史研究》第六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
  与王公"特权奉上"同时,伪满还实施了"蒙地奉上"。有清以来,特别是清末和民国以来,由于大规模开垦蒙地,使原蒙旗属境内的土地所有关系变得十分复杂。在已有大量汉民垦种居住并设立县治的地区,无论是否通过正式手续从地方官府获得地照并缴纳国家赋税,其土地所有权仍属蒙旗,由蒙旗在已垦地区设立"地局"征收蒙租。这种复杂的土地所有关系还导致旗县(辖境、权限交叉)之间、蒙汉民族之间关系的复杂化。
  为解决早已成为汉地、属县地,即已"开放蒙地"的土地所有权问题,日伪决定以赎买的办法,由蒙旗方面"主动"将开放蒙地"奉献"给伪满洲国家的形式,将这些土地的地理权即所有权收归"国有"。1938年9月,伪满公布《开放蒙地处理纲要》。10月,原哲里木盟十旗和依克明安旗的代表向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呈交了《开放蒙地地理权奉上书》。这次"蒙地奉上",涉及伪满奉天、吉林、滨江、龙江等省三十二县一市及新京(长春)特别市,土地面积共计1250万余垧,其中蒙租地面积约748万垧。作为"补偿",伪满政府从1939年起每年向有关各蒙旗支付300万元定额补给金,其中一半作为各旗财政补助经费,一半作为蒙民厚生会资金。应蒙旗要求,又从蒙旗历年应收蒙租滞纳金总额中拿出50万元(五成)作为"蒙地奉上"纪念事业费分发给各蒙旗。同时,各旗设在上述省县境内的共计28所地局一并撤消(伪满兴安局编印《开放蒙地奉上关系记录集成》,1939年;金海《日本占领时期的内蒙古盟旗制度》)。
  1939年9月,锦、热蒙旗代表也向伪满政府呈交了"蒙地奉上"书。与此相应,伪满政府每年从"奉上"的土地收益中支付150万元,其中20万元作为各旗财政补助,130万元作为蒙民裕生会资金,同时又一次性支付纪念事业费50万元(1939年8月24日、9月10日《盛京时报》)。
  日本帝国主义推行王公"特权奉上"和"蒙地奉上",虽然在客观上终结了内蒙古东部早已衰朽、趋于瓦解的王公特权制度,并且以赎买的方式解决了蒙旗在"开放蒙地"中早已名存实亡的地理管辖权、土地所有权(实际只剩下部分土地收益权)等历史遗留问题。但是其宗旨和目的,却是为了强化殖民统治,加强严密控制和有效管辖;进一步削弱了蒙古盟旗原有自主自治权利,剥夺了蒙旗原有大面积土地所有权和蒙地收益(资料来源: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发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