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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族各阶层的武装抗日

发布日期:2015-03-24 文章来源:蒙古族文化网 点击量:812

 蒙古族各阶层的武装抗日

  一、李海山、刘震玉武装抗日
  李海山(又名李胜)是哲里木盟科左中旗卓里克图亲王属下领兵统领,刘震玉(又作刘振玉)是科左中旗巡防骑兵统领。二人均为蒙古族,且关系密切。"九一八事变"后,曾有日本军官派人前来劝诱投靠日本,遭拒绝。旋奉张学良电召前往北平,李海山、刘震玉被分别委任为辽北蒙边骑兵第一路和第二路司令,统归东北军少将、辽北蒙边宣抚专员高文彬指挥。李海山、刘震玉返回本旗后,在原有属部基础上招募蒙古族及部分汉族丁壮,分别组成了5000余人和10000余人的武装,两路之下,各辖前后左右中五路。
  1932年1月初,李海山、刘震玉部在通辽以北与伪内蒙自治军顾问松井清助指挥的日伪军两次激战,毙敌300余人。1月中旬,配备坦克、装甲车和飞机支援的日军羽山支队大举进攻通辽。李海山、刘震玉部激战抵抗两昼夜后奉命撤至余粮堡、开鲁。2月下旬,两部与驻开鲁的东北骑兵第9旅(即17旅)相配合,痛歼来犯的日伪军,俘获、击毙松井清助以下数百人,缴获火炮四门、步枪300余支。其后,又乘胜追击、一举攻克日伪据点舍伯图,再歼敌军300余人(李海山《辽北蒙边骑兵第一路成立之经过及血战之概略》)。
  1932年夏,辽宁、热河两省地区抗日义勇军划为五个军区,高文彬兼任辽北蒙边地区的第五军区(又作军团)司令,李海山、刘震玉部分别编为第五军区第三、第四梯队。高文彬不在职时,李海山还曾代理军区司令(总指挥)。9、10月间,李海山、刘震玉等部义勇军又两次反攻通辽,一次攻袭辽源(郑家屯),均曾攻入城内,与配有飞机、坦克、大炮的日伪军激战,予敌重创。11月中旬,日本第16旅团川原旅团长指挥六七千日伪军大举进攻义勇军第五军区驻地康平县城。经五昼夜血战,李海山、刘震玉率部突围退往开鲁,高文彬在突围途中被俘。其后,李震东继任第五军区司令(第五军团总指挥),李海山部改为军区第一梯队(同上;高文彬《参加辽西义勇军抗日经过》)。
  1933年2月,正当李海山、刘震玉会同义勇军李海青部发动反攻通辽战役之际,日本侵略军开始大举进攻热河,驻开鲁的东北军第17旅不战而逃。李海山、刘震玉率部英勇抵抗之后,终因兵力武器相差悬殊败退下来,经赤峰、围场撤至察北。华北挺进军总指挥将李海山部改编为蒙古骑兵第一支队,刘震玉部改编为蒙古骑兵第二支队(刘震玉《辽北蒙边骑兵第二路之缘起及抗日之经过》)。
  
在整个辽北蒙边抗战期间,李、刘两部浴血苦战,付出了重大牺牲。李海山部伤亡2000余人,阵亡者包括中路统领必力滚达来、左路统领汤吉林、前路统领李殿清及4位营长;刘震玉部左路统领刘景堂、后路统领纪忱及3位营长也先后阵亡,伤亡官兵占全军三分之二。
  1933年5月,冯玉祥将军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李海山部编为同盟军蒙古骑兵第一路,兵力1000余人,李任司令;刘震玉部编为同盟军骑兵第二旅,兵力800余人,刘任旅长。李海山还率部与邓文、李海青等原东北义勇军一起,在吉鸿昌统一指挥下参加进攻多伦的战役,并攻破西门、占领西城,再立抗日战功。
  1933年7月12日凌晨4时许,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此乃"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首次收复失地之举,全国欣慰,海外华侨团体亦纷纷通电捐资声援。[附图: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骑兵进入多伦]
  然而,南京当局一直不但不支持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行动,而且派大军压迫冯玉祥,使同盟军腹背受敌,举步惟艰。7月28日,蒋介石和汪精卫发出俭电,竟向冯玉祥将军提出最后通牒:"(一)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致使察省脱离中央,妨害统一政令,成为第二傀儡政府;(二)勿妨害中央边防计划,致外强中干,沦察省为热河之续;(三)勿滥收散军土匪,重劳民力负担,且为地方秩序之患;(四)勿引用共匪头目,煽扬赤焰,贻华北之无穷之祸。" 7月31日,冯玉祥发出世电,答复蒋汪:"胜虽不足言功,但胜亦何至获罪,""此真千古奇闻。""如中央严禁抗日,抗日即无异于反抗政府,则不但军事可以收束,即科我应得之罪,亦所甘心。"同日,冯在日记中叹曰:"哀哉,同盟军!抗日何辜?竟而得罪蒋氏政府,致遭腹背之敌,更遭轰炸之苦。"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被遣散之后,李海山和刘震玉两部骑兵被改编为商都警备第一、第二支队,但后来也被察哈尔当局遣散。

  二、蒙古族抗日武装新三师
  国民军新三师的前身,即原蒙政会保安队百灵庙暴动后编成的绥远蒙旗保安总队,主要由土默特等旗蒙古族官兵组成。  1936年秋,该部发生哗变,总队长云继先被杀,南京政府改派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蒙古族将领白海风(中共秘密党员,曾任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常务执行委员)出任总队长。其后,
乌兰夫等中共党员陆续进入该部任职,后来建立秘密党委会,逐渐控制了该部的实际领导权。
  1937年"七七事变"后,傅作义率三十五军奉调察哈尔、山西作战,留在绥远的各支地方部队统归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指挥。蒙旗保安总队被马占山暂编为蒙古混成旅。10月13日,蒙古混成旅与绥远国民兵两个团防守归绥城南大黑河一线,阻击日军进攻一昼夜。之后,奉命撤往包头,又南下伊克昭盟,先后移驻陕北府谷和晋西北河曲。期间,乌兰夫与驻晋西北的八路军120师取得联系,得到了经费和物资援助。
  1938年春,南京国民政府将这支民族武装正式编成为蒙旗独立旅,白海风任旅长,政训处长纪贞甫(由科长云时雨即乌兰夫代理),下辖两个团,纪松龄、朱实夫为团长。同年9月,奉命进驻伊盟郡王旗和杭锦旗。
  1939年夏,蒙旗独立旅扩编为新编陆军第三师,划归傅作义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驻绥西河套)指挥。师长白海风,参谋长包清华,政治部代主任云时雨。下辖3个团和1个炮兵营,7团团长纪松龄,8团团长朱实夫,9团(骑兵)团长云蔚。
  1940年,新三师从各团抽调兵力,由第8团团长朱实夫任前敌指挥,参加了攻打驻达拉特旗境内日伪军的战斗。1941年春,新三师又组成加强营,配合傅作义部第101师,攻克了东胜县境的日伪军据点柴登。驻防伊盟期间,新三师还配合八路军和中共伊盟盟委,在桃力民等地组织抗敌后援会,开展抗日宣传等活动。
  1941年夏,新三师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往甘肃靖远整训。该师中的中共党员乌兰夫、克力更、寒峰等先后离队到了延安。

  三、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蒙古族
  1938年9月,八路军120师组成大青山支队北上绥远敌占区,建立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在绥远从事地下工作的蒙古族共产党员奎璧、贾力更、高凤英等随即参加了根据地的建设和抗日斗争。1939年秋成立了中共土默特旗工委,由贾力更、奎璧具体负责。同时组建了蒙古抗日游击队,李森、高凤英先后任队长,贾力更、奇峻山先后任指导员,主要担任根据地党政机关的保卫和配合主力作战的任务。贾力更还曾任绥西地委蒙民部长、绥察行政公署蒙政处长,负责蒙民工作。1941年3月,贾力更在带领一批蒙古族青年奔赴延安途中不幸牺牲。同年10月,高凤英与绥察区党委社会部长王聚德及10余名蒙古抗日游击队队员,在大青山中万家沟突遭日伪军包围,高凤英、王聚德等在战斗中牺牲。
  奉派潜入伪蒙古军的地下工作者乌勒吉敖喜尔(受第三国际驻华人员直接领导),先后任蒙古军司令部参谋处长和第9师师长等职,通过毕力格巴图尔与大青山根据地领导人取得秘密联系,提供过许多重要情报。1945年8月苏蒙联军入境,日本宣布投降之际,乌勒吉敖喜尔率伪蒙古军第9师起义反正,被八路军绥蒙军区、中共绥蒙区党委授予"内蒙古人民解放军第一军第一师"番号,后奉苏蒙联军之命开赴商都。
  大青山地区的蒙古族群众也以各种方式积极支援了八路军的抗日斗争。1939年,大青山支队由步兵转变为骑兵,蒙古族各阶层踊跃捐献战马,并教授八路军战士骑乘和驯养技术。许多蒙古族群众还主动给八路军传递情报,代为购买根据地紧缺的药品和物资,掩护八路军和游击队的伤病员。住在卓资山以北红召的布音尔吉(俗称二喇嘛)及周围40多户蒙古族群众,与八路军、根据地建立密切关系,曾向八路军捐献40多匹马,并使红召成为八路军伤病员的秘密修养所。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司令员姚吉和塞北军分区副政委张达志等领导人,曾在蒙古族群众家中养伤治病。
  伪蒙疆防共二师师长韩伍是土默特旗蒙古人。在奎璧、贾力更、李森等中共党员的宣传教育和影响下,反日爱国意识逐渐增强,经常为八路军大青山支队代购药品、马鞍等军需物资,掩护地下工作者。1940年初,还潜赴大青山根据地,要求率部加入八路军。1940年5月,日伪派兵将防共二师包围、缴械,杀害20多名官兵。韩伍侥幸逃脱后,在大青山支队帮助下召集旧部组成游击队,进行武装抗日斗争。1942年,韩伍不幸被内部奸细杀害。

  四、蒙古族上层的反日爱国活动
  "九一八事变"之后,在内蒙古东部势力和影响最大的蒙古王公、哲里木盟科左中旗札萨克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拒不投附日伪。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派人拉拢劝诱,希望他追随溥仪出任伪政权要职,均遭拒绝。1931年末,日伪企图强行挟持,他化装成平民逃出沈阳避居北平。"七七事变"后,日军在北平再次威逼他"出山"从逆。达尔罕亲王贿买医院大夫开出患有严重肺结核病的X光片和诊断证明加以拒绝,并从此闭门谢客,直到抗战胜利(博尔济吉特·温都尔涅夫《达尔罕王生平事略》,《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三十二辑,内蒙古政协文史委,1988年)。
  土默特旗总管
荣祥,在日伪军侵占归绥前夕携绥境蒙政会印信随守军撤退,辗转撤至陕北榆林,被任命为蒙旗宣慰使公署秘书长兼绥境蒙政会常务委员,后来又升任蒙旗宣慰使。他利用职务之便和同乡旧识关系,在蒙古王公上层中宣传鼓动团结抗日,派人潜赴敌占区策反伪蒙军政人员,曾成功地策动归绥伪保安大队长任殿邦率部携械反正(巴靖远《伊克昭盟"蒙旗宣慰使公署"的成立及其经过》)。
  日军侵占绥远大部地区之后,胁迫各蒙旗接受日伪统治。乌拉特前旗前札萨克石拉布多尔济的遗孀奇俊峰(蒙古名色福勒玛)不甘附逆,于1938年2月率卫队摆脱日伪控制投奔绥西国统区。国民政府致电嘉奖慰勉,并先后委任奇俊峰为乌拉特前旗保安司令、护理旗札萨克和绥境蒙政会委员。奇俊峰将旗保安队扩编为600多人的武装,在绥西坚持抗日(卓力克《从福晋到护理札萨克》)。
  1938年7月,乌拉特后旗前札萨克的遗孀巴云英(蒙古名德力格尔),因日伪军不断进逼,携幼子率本旗保安队进入后套五原加入抗日阵营,亦受到国民政府的电慰嘉奖。巴云英之子被任命为护理札萨克、本旗防守司令,巴云英被任命为绥境蒙政会委员并实掌本旗军政大权(那木格若喜《巴云英轶闻》,陈·阿拉坦巴根《巴云英》,均载《乌拉特中旗史料》第二辑,乌拉特中旗党史办、史志办编印,1988年)。
  1940年3月,奇俊峰和巴云英奉召赴重庆,受到蒋介石、宋美龄及国民政府各部门要员的接见和款待,并应邀到重庆各团体、学校发表演说,宣传各民族团结抗日。
  1941年,茂明安旗札萨克被日本特务机关迫害致死。其福晋(夫人)额仁庆达赖毅然处死本旗亲日分子,摆脱日伪羁绊投奔了五原国统区。
  奇俊峰、巴云英、额仁庆达赖等三位实掌旗政的札萨克福晋,因其毅然投奔抗日阵营的义举,被当时国内舆论誉为"抗日三女王" (主要资料来源: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发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