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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上耀眼的金银文明

发布日期:2015-09-27 文章来源:蒙古族文化网 点击量:902

金银器在古代社会多为皇家和上层贵族所拥有, 常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凝聚着民族文化的精髓。内蒙古地区盛产黄金,自古就有用金银打造饰品的传统。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惯以为游牧民族的金银多为与中原地区交换而得来,草原上金银器发展较晚而且程度不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草原金银文明的曙光——匈奴金银器
“草原上的金银器,是在青铜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自然出现的,我国有据可考最早的金器产生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后来在草原上大展宏图的匈奴、东胡、鲜卑和契丹等几个民族把草原金银文明发扬光大。”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翟禹在与记者聊天时这样说过。
据出土的文物考证,草原上的金银器出现于春秋末期。1972年,当时的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出土了一件弹簧式金耳环,据推断时间为春秋末到战国早期。同年,杭锦旗阿鲁柴登墓葬出土了218件金银器,其中就有著名的鹰顶金冠饰,还有虎咬牛纹金带扣、虎形金缀饰、鹰形金缀饰、金虎头、虎头形银饰等,据考古推断这些金银器为战国晚期的作品。这是有据可考的草原上最早出现的金银器,然而还存在这样一个合理的推断:这些出土的金银器可考时间虽约为战国时期,但其工艺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这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按照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推断,在此之前草原上的金银器制作必然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发展。据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草原上的金银器文明始于更久以前?是否与中原地区出现金银器的时间相差无几?我们期待着更多的证据。
据目前出土的金银器推断,战国时期为匈奴金银器的鼎盛时期,金银器出土的数量及动物装饰种类非常丰富。匈奴墓出土的金银器,时代主要为战国到东汉时期,这一阶段金银器的用途基本是装饰品、兵器饰件、马饰具和生活器皿四大类,其中装饰品的数量、种类占大多数。内蒙古博物院研究员赵爱军介绍说:“匈奴金银器以动物间咬斗、争斗为题材的装饰,代表着一种时尚。写实性很强,用立雕、圆雕、浮雕来表现具体动物形象。复合动物图案是匈奴民族金银器装饰的显著特征,常以动物间厮咬场面出现,充分反映了草原上动物间弱肉强食的生活情景。”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匈奴阿鲁柴登墓葬出土的金银饰品,与同时期黑海北岸和北高加索地区斯基泰人的金饰品造型、工艺相近,这说明战国时期匈奴对外文化交流已很频繁。”翟禹说。
到东汉时期,匈奴金银器数量比战国时期减少,仍以装饰品为多,所表现的动物种类有虎、怪兽、马、羊、鹿等。西汉以后,由于匈奴与汉和亲,汉文化渗入比较多,金银器出现了银筒、银匙等生活用具。装饰品上的纹饰,也讲求和祥气氛,反映了匈奴金银器的时代特征。在工艺上,已由浅浮雕发展为高浮雕,透雕技法已开始使用,匈奴金银器成熟发展起来。“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匈奴金银器作为北方草原地区民族文化的精髓,以当时草原生活中常见的动物为装饰题材,是匈奴民族生活的真实写照。”翟禹认为。

多文化交融的鲜卑金银器
       草原上另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民族鲜卑出现于东汉时期,其金银器受匈奴文化和汉文化的双重影响,纹饰虽亦多为草原上常见的动物,布局则讲究规划整齐。至两晋南北朝时期,鲜卑金银器除流行瑞兽纹外,在类别上也出现少量的生活器皿,其中包括一定数量的西方(波斯等)舶来品。
        早期鲜卑与匈奴接壤杂处,金银器用途和种类与匈奴遗物也大致相同,都以人身装饰为主,有异于中原农耕文化金银器。匈奴民族的金银器依目前的研究状况,大体可归纳出以下特征:动物题材丰富,经常出现动物咬斗的场面,内容繁杂,场面激烈;虎的形象备受重视;器物造型和动物形体经常结合,有些以动物的轮廓直接作为器物的造型;金银装饰制作非常精细,不仅用锤揲技术制造出浮雕效果的器物,还熟练地运用了錾刻、掐丝及镶嵌等工艺。匈奴人金银器的特征被鲜卑金银器继承和发扬。
        鲜卑族金银器最重要的是1956年在乌兰察布盟(今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小坝子滩沙虎子沟出土的一批。其中“晋鲜卑归义侯”金印、“晋乌丸归义侯”金印和“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均为驼印,工艺精湛。墓内还发现多件具有鲜卑特点的金牌饰,有长9.5厘米的兽形金牌饰,高4.1厘米的镶嵌杂宝石兽形金饰件,长9厘米的兽形金饰件,高3厘米的兽形饰金戒指,还有金耳坠。捶揲的金牌饰,显示了鲜卑与匈奴文化的联系;以狼、狐和马纹为主要题材的牌饰,反映了鲜卑的民族特色。
      “拓跋部通常被当作鲜卑的代表,拓跋鲜卑的金器中牌饰虽然与匈奴文化有相似之处或受其影响,但制作上透雕镂空的方法更突出,装饰纹样有区别,流行鹿纹,马纹也多见。与此同时也发现不少鹿纹和马纹的铜牌饰,同样的装饰在不同材质的器物上普遍出现,样式又接近,显然反映着同一种文化特征。”翟禹说。
鲜卑金银器部分还带有中原文化特征,扎赉诺尔及其他较早的拓跋鲜卑墓群就出土过东汉铜镜及织物,应该是南方制造的器物,可见不仅是中原文化,遥远的南方也直接或间接地与鲜卑人有往来联系。作为连接与西方、中原的纽带,鲜卑民族不只被动地接受外来文化,也输出和传播自身文化,南北朝以后中原和南方锤揲技术普及,多少也与受鲜卑金银器工艺技术的影响有关。摇叶装饰无论发明于哪个民族和地区,在鲜卑系统的金银器中得到发扬是事实,而且朝鲜半岛和日本也有发现,反映了这一时期欧亚直到海东地区的古代文化的交流互动。

古代草原金银器的鼎盛时期——契丹金银器
        目前出土的契丹金银器多为契丹贵族使用的冠带佩饰、马具、饮食器皿、首饰、符牌及葬具之类。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契丹金银器主要发现于内蒙古、吉林、辽宁、河北、北京、山西等地区,以其精致的制作工艺和繁多的种类,标志着古代北方草原地区金银器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契丹金银器的种类从用途上分饮食器、妆洗器、装饰品、鞍马具、殡葬器、宗教用具和日杂器等七大类。饮食器中的碗、盘、杯、盏托、壶、箸、匙等是契丹金银器最常见的器型;妆洗器有盆、盒、荷包等,造型、纹饰丰富多样。装饰品包括冠、簪、镯、耳坠、戒指、带饰、佩饰等,数量较多,姿彩纷呈。鞍马具是契丹金银器中最具特色的器物,纹饰繁缛,工艺精湛,时称天下第一。
契丹金银器以1986年出自通辽市奈曼旗辽开泰七年(公元1018年)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者为最精致丰富,有金面具、鎏金银冠、金花银靴等组成的殡葬服饰及錾花金戒指、缠枝花纹金镯、鎏金银勺与马具等。其次是1954年出土于赤峰市的辽驸马赠卫国王墓的大批金银马具、带饰和鎏金龙纹银碗、银高足杯、金丝织物等。出土于巴林右旗辽代窖藏的柳斗形银杯、海棠形錾花银盘、二十五瓣莲花口银杯、荷叶敞口银杯等,均为具有代表性的契丹金银器。
        契丹金银器大多富有契丹民族特色,以马具、带饰居多,金银器皿较少。用大量马具、带饰殉葬,标志著契丹族善于骑射的强悍性格。辽代帝王凡授大臣爵秩,也“皆赐锦袍、金带、白马、金饰鞍勒”。再如马上携带的鸡冠壶等,也是契丹族特有之物。但其中明显受到宋式金银器影响者也不乏其例,如出自巴林右旗泡子营辽代窖藏的复瓣仰莲纹银杯、二十五瓣莲花口银杯等,均具有宋式金银器的风格特徵。
        契丹金银器制作工艺继承了唐和五代传统技法,吸收了中原文化、西方文化和周邻民族的文化,并与本民族的传统风格融合一体,形成了新的特色。制作工艺多采用钣金、浇铸、焊接、捶揲、錾花、鎏金、镶嵌等盛行於唐和五代的传统技法,根据契丹族的游牧生活习俗,设计和制作所需要的各种器形,装饰图案多模仿唐代流行的团花格式,以龙、凤、鹿、鱼、宝相、牡丹、忍冬、联珠与缠枝花卉等纹饰为主。如赤峰市郊窖藏的辽代鎏金錾花银鸡冠壶,腹部錾刻的鹿纹形像,姿态即与唐代的金花鹿纹银盘的表现手法相同,而器物造型则仿照游牧民族所使用的皮囊壶形制作。
       “契丹金银器是中国古代金银器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契丹贵族的奢华生活,也反映了契丹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外域文化之间的交融。契丹金银器工艺美术特色,是与悠远的草原民族传统和生活习俗紧密相关的。契丹金银工艺继承了唐代传统,又受到了来自波斯,以及地中海等地文化的影响,并根据本民族的生活习性而创造了极富民族特征的金银工艺,是我国北方大草原上古代金银器文明的鼎盛时期。”翟禹说。
自元代以后,北方金银制品继续得到发展,但无论造型纹饰或艺术风格,均已经深深烙上汉族文化的印记。